对世上某一类人而言，书可谓“身外之物”中最挤占斗室又最难以割舍者。这样的人，无论是读、是买，还是收藏，对书的感情前提都是热爱，我们可以统称其为“爱书者”。

然而，行业的结构性变化日新月异，更年轻的一代，很难再有旧书摊坐一下午的儿时记忆。我们没有了“从旧书摊淘珍宝”的欣喜（汪曾祺《读廉价书》），没有了“你看你的，他们忙他们的，自在共处”的店员（陈建功《我与海淀的一家书店》），唯剩下想拥有一间“理想书房”（王强《书房就是我的王国》），它成为我们理想生活的同义语。

下文摘编自《爱书者说》，从“爱书者”前辈的经历中，我们或许能还原那份让人心定行笃、击节共鸣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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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 拾 旧 梦

读廉价书

文（节选）| 汪曾祺

文章滥贱，书价腾踊。我已经有好多年不买书了。这一半也是因为房子太小，买了没有地方放。年轻时倒也有买书的习惯。上街，总要到书店里逛逛，挟一两本回来。但我买的，大都是便宜的书。读廉价书有几样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读廉价书亦有可记之事，爰记之。

汪曾祺

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是龚半千的斋名，我在南京，曾到清凉山看过其遗址。但这里说的是一家书店。 这家书店专出石印线装书，白连史纸，字颇小，但行间加栏，所以看起来不很吃力。 所印书大都几册作一部，外加一个蓝布函套。 挑选的都是比较严肃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古籍，这对于置不起善本的想做点学问的读书人是方便的。

我不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何许人，但是觉得是个有心人，他也想牟利，但也想做一点于人有益的事。 这家书店在什么地方，我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在上海四马路。 扫叶山房出的书不少，嘉惠士林，功不可泯。 我希望有人调查一下扫叶山房的始末，写一篇报告，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将是有意思的一笔，虽然是小小的一笔。

我买过一些扫叶山房的书，都已失去。前几年架上有一函《景德镇陶录》，现在也不知去向了。

旧书摊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为整齐一点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

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十一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焖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我应当在昆明旧书店也买过几本书，是些什么书，记不得了。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时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

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或清除洋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

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来说，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有偏爱，以为非王西厢所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过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随我多年，约十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得我想引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

鸡蛋书

赵树理同志曾希望他的书能在农村的庙会上卖，农民可以拿几个鸡蛋来换。这个理想一直未见实现。用实物换书，有一定困难，因为鸡蛋的价钱是涨落不定的。但是便宜到只值两三个鸡蛋，这样的书原先就有过。

我家在高邮北市口开了一爿中药店万全堂。万全堂的廊下常年摆着一个书摊。两张板凳支三块门板，“书”就一本一本地平放在上面。为了怕风吹跑，用几根削方了的木棍横压着。摊主用一个小板凳坐在一边，神情古朴。这些书都是唱本，封面一色是浅紫色的很薄的标语纸的，上面印了单线的人物画，都与内容有关，左边留出长方的框，印出书名：《薛丁山征西》《三请樊梨花》《李三娘挑水》《孟姜女哭长城》……里面是白色有光纸石印的“文本”，两句之间空一字，念起来不易串行。

我曾经跟摊主借阅过。一本“书”一会儿就看完了，因为只有几页。看完一本，再去换。这种唱本几乎千篇一律，开头总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三皇五帝是和什么故事都挨得上的。唱词是没有多大文采的，但却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七字句和十字句）。当中当然有许多不必要的“水词”。

老舍先生曾批评旧曲艺有许多不必要的字，如“开言有语叫张生”，“叫张生”就得了嘛，干吗还要“开言”还“有语”呢？不行啊，不这样就凑不足七个字，而且韵也押不好。这种“水词”在唱本中比比皆是，也自成一种文理。我倒想什么时候有空，专门研究一下曲艺唱本里的“水词”。不是开玩笑，我觉得我们的新诗里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水词”，字句之间过于拥挤。这是题外话。我读过的唱本最有趣的一本是《王婆骂鸡》。

这种唱本是卖给农民的。农民进城，打了油，撕了布，称了盐，到万全堂买了治牙疼的“过街笑”、治肚子疼的暖脐膏，顺便就到书摊上翻翻，挑两本，放进捎马子，带回去了。

农民拿了这种书，不是看，是要大声念的。会唱《送麒麟》《看火戏》的还要打起调子唱。一人唱念，就有不少人围坐静听。自娱娱人，这是家乡农村的重要文化生活。

唱本定价一百二十文左右，与一碗宽汤饺面相等，相当于三个鸡蛋。

这种石印唱本不知是什么地方出的（大概是上海），曲本作者更不知道是什么人。

另外一种极便宜的书是“百本张”的鼓曲段子。这是用毛边纸手抄的，折叠式，不装订，书面写出曲段名，背后有一方长方形的墨印“百本张”的印记（大小如豆腐干）。里面的字颇大，是蹩脚的馆阁体楷书，而皆微扁。这种曲本是在庙会上卖的。我曾在隆福寺买到过几本。后来，就再看不见了。这种唱本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三个鸡蛋。

附带想到一个问题。北京的鼓词俗曲的资料极为丰富，可是一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孙楷第先生曾编过俗曲目录，但只是目录而已。事实上这里可研究的东西很多，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北京方言角度，当然也从文学角度，都很值得钻进去，搞十年八年。一般对北京曲段多只重视其文学性，重视罗松窗、韩小窗，对于更俚俗的不大看重。其实有些极俗的曲段，如《阔大奶奶逛庙会》《穷大奶奶逛庙会》，单看题目就知道是非常有趣的。车王府有那么多曲本，一直躺在首都图书馆睡觉，太可惜了！

1989年8月

（录自《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书 香 新 缘

我与海淀的一家书店

文| 陈建功

几天前，遇见了一位仍住在海淀镇附近的朋友，问他：“海淀街南口的那家旧书店，还有吗？”

他一愣，嘿嘿地笑起来，说：“你可真把我给问住了，天天从那街上过，尽看见满街筒子的小贩了，卖皮鞋的，卖袜子的，喊声震天。旧书店？真没注意。怕是也早‘改戏’了吧？”

我的表情一定是露出了点什么，朋友诧异地看了看我，问：“怎么，你要找人？”

“不不不，只是随便问问。”我说。

唉，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家书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七岁由南方迁居北京，家住人民大学，上学在人大附小、人大附中，其后有十年到京西挖煤，每个月还是要回到人大的家中。1978年我上了北大，仍然没有离开这一块地方。屈指算来，竟然在海淀住了二十五年之久。在那个时候，对于人大、北大来说，附近最繁华的地方，应该就属海淀镇上的海淀街了。

海淀街南端路西的那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是培养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摇篮。

图为万圣书店。该书店是海淀区一家老字号书店，也是许多北京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我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天发现这家书店的。那时候我上初中一年级，奉了母亲之命到海淀街去买什么东西，无意中闯进了这家书店。这实在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地方，宽不过十尺，深不过丈五，里面还有隔开的半间小屋，大概是这旧书店的书库，时不时就有工作人员抱着一捆一捆的旧书，从里面出来，解捆，上架。十几个书架把小屋的四壁围了一圈，书架上摆的全是各种减价出售的旧书，人们在书架前翻检、选购。

我记得我从那书架上拿下的第一本书，是《茅盾文集》，开始看的时候，还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生怕人家赶我出去。可后来我发现，身旁的人们，和我一样只看不买者居多，于是便渐渐地踏实起来。踏实了便把后背倚到了书架上，歇歇发酸了的腰。更踏实的时候，便蹲到了地上，借着人腿的缝隙中透过的一点亮光，舒舒服服地读，最后，甚至把位置换到了一张木制的人字梯旁，坐到了梯阶上。有人要用木梯登高取书的时候，我当然很自觉地让开，可他取完了，居然能把那木梯还给我，让我依然坐在上面……这一次，我在这小小的旧书店里看了大约三个钟头，等到想起了母亲交派的差使，天色都已经擦黑了。

我和这家旧书店的缘分，就这么开始了。那时我的家境不算宽裕，买书的钱，是没有的，即便是减价书。忽然发现了一处白看书的地方，不光是白看，而且随你挑拣。更妙的是，你就是从开门看到“上板儿”，售货员们也绝对不会给你冷眼。他们或是忙他们的，或是聊他们的。

如此自由惬意的读书胜地，岂不让人乐而忘返！每天，我都是在下午的两节课后到书店去，那正是这小书店里人最多的时候，大多是北大的学生，也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中学生。人虽然多，可每一个人又都能很恰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譬如我，总是在那张木梯的边上，寻找时机候补那木梯的位置。

就这样，我或蹲或站，或倚或坐，在那里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骆驼祥子》……算一算篇目，居然可观。最近这几年，常有报纸刊物要我写写“如何走上文学道路”之类的题目，我觉得，这题目挺没意思，既没有作这文章的欲望，也没有作这文章的勇气。不过，谢绝这种稿约的一刹那，不止一次地想起了那家小小的旧书店。

豆瓣书店（旧）

但愿它还有吧，但愿它没变成卖裤衩卖皮鞋的地方吧。

把这心思告诉了那位朋友，他笑了，说：“那可保不齐。不过，别看旧书店的事我不知道，我可知道，现在的海淀街里，新近都建成全国的图书中心了，那个旧书店，改成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说：“是，那消息我知道，报上登了。只是不知道，您说的那‘中心’能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蹲在那儿白看书吗？”

“哟，您又把我给问住了。”朋友说。

1993年5月19日

（录自《逛旧书店淘旧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所 谓 藏 书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重构理想书房的一次尝试

文（节选）| 王 强

对大部分中国爱书人而言，“书房”二字所能唤起的想象多半会牵出一个叫李谧的人来。有“贞静处士”之谥的北魏人李谧向来被归入“逸士”“高人”之林。

这事实虽未必人人耳熟能详，他著名的两句话却一直为身后的爱书人津津乐道： “ 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于是，“坐拥百城”成了有着绝尘绝俗之心的爱书人笑傲喧嚣人世的灵魂宣言。

不过，确也有明眼人早已洞见了个中的苍白乏力。梁实秋就不给爱书人面子，竟大煞风景地将其点破：“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可见，即使是众望所归的逸士、高人也还有不断修炼的余地。

我倒是觉得絮絮叨叨的法国人蒙田谈自己心爱书房的话说得朴实有力，不带一丝酸葡萄般的腐儒气：“书房就是我的王国。我竭力对它实行绝对的统治。”后来史家吉本竟也用十分接近的诗的想象回应了蒙田：“千百个侍臣围绕在我身旁/我遁世的地方就是我的宫殿/而我正是这宫殿之王。”

蒙田城堡有一座三层的塔楼，第三层是他的圆形书房

蒙田和吉本激励了我。我禁不住诱惑，也要尝试着拿出王者的气魄和胆略重构我的王国——一个爱书人的理想书房。

书房的名目

书房是爱书人毕其生收藏于斯、览读于斯、为文于斯、梦想于斯的地方。那么，“理想书房”该不该有与之相匹配的名目？

生性务实的英美人似乎不大在意如何称呼自己的“书房”。因此，英文中说到“书房”，名目也就显得贫乏，不外乎“某某某的”book-room、library或study，干巴巴几个实质性的词，同古今中国爱书人对于名目的在意以至着迷相比，其间差距正不可以道里计。一旦遭遇我们的“斋”“轩”“庐”“庵”“居”“阁”“堂”“屋”“馆”“室”“房”“舍”“园”“楼”等，更如贫儿撞见王子，难得有抬起头的时候。

这还不提或如诗或如画，或飘逸着温馨书香或散发出清冽书气，或令人心醉或引人遐思的修饰语的海洋，像什么“古柏斋”“冷红轩”“字隐庐”“瓜蒂庵”“芥茉居”“唐音阁”“缘缘堂”“平屋”“脉望馆”“纸帐铜瓶室”“少室山房”“雅舍”“随园”“天问楼”，一展想象力无边的瑰丽，不免叫人想起“青藤书屋”主人徐文长的诗句：“须知书户孕江山。”小小书房却能包孕下浩大的江山。难怪我们的文人对待自己精神家园名目的态度不仅丝毫不含糊，简直有些神圣得令人敬畏。

鲁迅称自己的书房为“绿林书屋”

书房的环境

所谓理想环境，应体现为书房的物理处所与书房主人的心灵诉求之间彼此近乎完美的呼应。

蒙田建在山丘上的塔楼第三层是他的书房，透过正面的窗子正好俯视前面的花园。这一环境毫不含糊地批注了西塞罗的幸福观：拥有一个花园中的书房。

明人张岳的“小山读书室”位于面向平芜、背负列嶂的“小山”之上，于是，“仰观于山，则云萝发兴；俯狎于野，则鱼鸟会心”。 这一环境享尽了梦境与现实的交错。

张岱·梅花书屋

位于北京西城一条平常小巷中的八道湾11号，是周作人长期居住的地方。 令多少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知堂书房 “苦雨斋”就坐落在这里。

“ 苦雨斋 ”其实貌不惊人，不过是典型而普通的中国旧式民居，据说是因院内排水不畅，每遇雨院内辄积水难去，故此得名。 这样的环境已经用不着非得推开书房的门去读懂它的主人了。 没有令人艳羡的浪漫 ，历史的记忆里只弥漫着苦涩的无奈和倔强的苦中寻乐的文人况味。

苦雨斋

书房的陈设

若说书房之外的环境折射着爱书人同外部世界的某种精神上的契合，那么书房之内的陈设布局则如一幅写意，着墨不多，却笔笔鲜活地勾勒出书房主人的品格与品味。

周作人素喜雅洁，读书、作文、写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温源宁几笔便将他写活了：

“他的书斋是他工作和会见宾客的地方，他整洁的书斋可以说是物如其人。一切都放在合适的位置，所有的地方一尘不染。墙壁和地板有一种日本式的雅致。桌椅和摆设都没有一件多余，却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韵味。这里一个靠垫，那里一个靠垫，就平添了一份舒适的气氛。”

说的是“苦雨斋”，也说的是“苦雨翁”。

西方文人中，靠近这一情调的，除卡莱尔洁净整齐的书房外，非盖斯凯尔夫人笔下夏洛特·勃朗蒂的书房莫属：房内的主色调是深红色，正好以暖色来对抗屋外冷森森的景致。墙上只有两幅画，其中一幅是劳伦斯画萨克雷的蚀刻。高而窄的旧式壁炉架两侧凹进去的地方摆满了书籍。

这些书籍没一本是时下流行的所谓标准著作。每一本书都反映着书房主人个性化的追求和品味。进入这样的书房，除了墙面的颜色，即使是挑剔已极的李渔怕也要颔首称许：“壁间留隙地，可以代橱。此仿伏生藏书于壁之义，大有古风。”

当然，尽信书房内的陈设，有时也会落入判断的陷阱。 钱锺书的书房据说藏书不多，可数的几橱与学富五车的他完全画不上等号。

图为钱锺书、杨绛夫妇。杨绛曾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书房的趣味

藏书家叶灵凤写过一篇《书斋趣味》，述说他在枯寂的人生旅途中寻找精神安慰的体验：

“对于人间不能尽然忘怀的我，每当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便将自己深锁在这间冷静的书斋中，这间用自己的心血所筑成的避难所，随意抽下几册书摊在眼前，以遣排那些不能遣排的情绪……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

丰子恺 画

书房是爱书人身与心最后的庇护所。在这里，爱书人沉睡的灵魂，深刻的个性，人的种种特征被一架架书籍所唤醒、所提升。没有书架的书房难以想象。没有书的书架更加难以想象。其实，书房真正的趣味归根结底，全凝缩在那些安放着各色各样典籍的神秘书架。书架是爱书人全部欲望与满足的隐秘栖息地。书架才是书房的灵魂。难怪书房不可轻易示人。

“苦雨斋”主人深得个中奥秘： “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 ……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恰恰是基于这一缘由，重构理想书房的要紧处，便在于重构书架上摄人心魄的一道道书的风景。

理想书房还应当是爱书人甘愿埋葬自己灵魂的地方。如爱默生所说的那样，理想书房本应当这样构成：“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

对于爱书人而言，理想书房还应当是理想生活的同义语吧。

（录自《读书毁了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本文摘编自

《爱书者说》

作者：陈平原 卫纯 编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领读文化

出版年：2023-06